2019年4月12日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长东副教授做客武汉大学“珞珈政治学论坛”，在学院216报告厅作了题为“税收与国家治理”的学术报告，论坛由刘伟老师主持。论坛吸引了校内外相关学科中青年同仁的踊跃参与，其中包括：湖北省社科院李海新老师，湖北省委党校董毅老师，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田祚雄老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敏老师和罗雪飞老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袁方成老师，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张杨波老师，等。另外，本院张平、陈刚、朱海英、吕普生等老师及相关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也参加了本次论坛。
在报告中，张长东老师围绕他即将出版的著作《Governing And Ruling：Taxation An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内容，以税收为切入点解释政权的长治久安。张老师指出，在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民主化了而有些却没有”的问题时，民主转型理论过于强调结构性力量和行为者因素，而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存在理论上的重大缺陷；另外，将政治体制分为民主与威权主义的两分法是对现实状况的过分简化。对威权政体的制度主义转向则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视角。传统的制度主义主要包括：暴力体制、司法体制、“民主机构”的体制性吸纳、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审查制度。但这些已有的制度主义的解释局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忽视了这些制度的双刃剑作用，强调正面效应而忽视不利影响，二是忽视了这些制度背后需要财政的支持。三是很多制度（或机构）容易被操纵，因此不是自变量而是中介变量，其本身没有根本性的解释力。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受熊彼特的启发，张老师从税收兼具原因重要性（就税收是所有变化因果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言）及后果重要性（就发生的每件事都有其财政结果而言）两方面指出财政社会学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了一种解释政权长治久安的新视角，即从税收的视角来看国家、国家性质、形式和命运。为了实现有效治理，国家需要调整各种制度机制，以获得纳税人对国家税收政策的准自愿服从，提高税收效率，缓解社会冲突。此外，在税收与政权长治久安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强调了税收制度与国家提供公共服务、渗透社会、掌握社会信息的能力之间的关系，张老师则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指出税收制度在解决或缓解治理问题和困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接下来，张老师以中国为例进行了分析论证。张老师认为，在市场转型和税收国家转型的双重转型背景下，经济体制、央地财政关系、税收征管和税收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着社会控制（获得服从）、合作（投资）、代理人控制三大治理挑战。与这些治理问题存在着密切关系的是被忽视的两大税收悖论，一是增长悖论，二是代表制悖论。增长悖论指过多的税收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进而对政权造成绩效合法性冲击；代表制悖论指社会对国家限制权力和参与政治的要求会随着税收的增长而扩大，即所谓的“无代表不纳税”。我国的税收制度是如何解决两大税收悖论从而保持长治久安的呢？张老师介绍了解释这一问题的三个税收机制：财政联邦制、半税收国家及低度制度化的税收征管体制。
第一，财政联邦制指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张老师将其改革分为三大阶段：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属于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实行统收统支政策。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国企利润，财政体系也一直在弱化税收的影响。1978年-1993年的“分灶吃饭”时期，实行财政承包制，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兴起，同时导致了官僚体系的封建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引发了私有化浪潮，形成了区域间竞争，我国市场投资环境得到改善，财政收入上升，官僚体系也很大程度更接近了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化；此外，随着税收体系以及征税机构的建立，税收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国家对社会的依赖也随之增强。通过对我国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的梳理可见，财政联邦制有利于缓解增长悖论，但对代表制悖论产生了不利影响。张老师还指出，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是不同地区主要产业的资产流动性。
第二，从税收结构上分析，虽然与经济改革前相比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依赖于私人部门缴纳的税收，但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半税收国家。随着国企营利能力的上升，国企利润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表明中国仍然保留着自产国家的痕迹。除了国企的利润收入外，诸如土地出让金的租金收入数额巨大，也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的自主性。此外，由于中国商品税制具有很强的暗税特征，很多商品税都采取“价内税”的方式征收，与之联系的税负被公民感知的程度很低，纳税人意识难以形成，这就削弱了私人部门的政治诉求。因此，半税收国家缓解了代表制悖论问题，能在提高税收的同时保持较强的自主性。但由于这种税收结构是比较低效且不公平的，且土地财政本身是难以持续的，所以，半税收国家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第三，地方税收部门在低制度化税收征管体制下拥有较高的自由裁量权，为了完成税收任务的硬指标会和企业家进行合谋，造成丰年少收而形成“税收蓄水池”，饥年“寅吃卯粮”、“税收空转”的现象。由于税收征管体制法制化程度很低，导致税收过程中庇护主义盛行，这种低度制度化的税收征管体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实际税负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缓解增长悖论的难题。另一方面，随着私人经济的兴起及其逐渐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为了将这一新阶层转换成国家的支持者，同时也为了争取他们对国家税收政策的合作，国家开始保护其利益并采取政治吸纳或者行政吸纳的方式，将私营企业家吸纳进现有的政治框架。在现有的框架下，参与人大、政协及其他的政治与群众组织，为这些私营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利益表达、影响政策制定的政治参与渠道。这些策略削弱了新兴财富阶层以冲突的方式抵制政府税收的可能，发生在这个阶层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也就变得比较和谐，避免了社会对国家提出政治要求。可见，低度制度化的税收征管体制对解决两大税收悖论都有积极作用。
最后，张老师认为，国家能力本身并不能简单的通过税收数量（相对于GDP）来衡量，税收来源及税收征管机制对国家长治久安的解释力更强。虽然这三大税收机制能够短期内有效缓解治理难题，但也面临着长期与短期的抉择，即增长悖论与代议制悖论无法两全其美时，就会出现新的悖论。
张老师在本次讲座中解释了在市场转型和税收转型的双重转型下，我国的三个税收机制是如何解决税收悖论与三大治理难题，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张老师富有创新性的精彩报告引起了在场师生的浓厚兴趣，大家围绕论坛主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问答互动环节，张长东老师与到场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对老师、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和评论给予了详尽而富有启发性的回应。
论坛最后，刘伟老师作了总结发言，指出张长东老师的研究是在比较政治的框架之下进行的，清晰地阐述了中国税收政治的内在逻辑和宏观、微观机制，最终回到解释政权长治久安的问题上来。张长东老师为中国政治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即将中国问题作为一个案例纳入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在提出问题、分析框架及理论运用上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并尝试以中国的经验材料提出了新的政治学命题。这种研究视野和方法具有较强的超越性，能够为重新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带来启发，值得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借鉴。（政治学与行政学系王柏秀、黄佳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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